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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子恺短篇散文三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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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子恺短篇散文三篇

丰子恺短篇散文三篇

导语:丰子恺的绘画,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:雍容恬静,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。这里励志故事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三篇丰子恺短篇散文,希望你们喜欢。

丰子恺短篇散文三篇

一、《旧上海》

所谓旧上海,是指抗日战争以前的上海。那时上海除闸北和南市之外,都是租界。洋泾浜(爱多亚路,即今延安路)以北是英租界,以南是法租界,虹口一带是日租界。租界上有好几路电车,都是外国人办的。中国人办的只有南市一路,绕城墙走,叫做华商电车。租界上乘电车,要懂得窍门,否则就被弄得莫名其妙。卖票人要揩油,其方法是这样:

譬如你要乘五站路,上车时给卖票人五分钱,他收了钱,暂时不给你票。等到过了两站,才给你一张三分的票,关照你:“第三站上车!”初次乘电车的人就莫名其妙,心想:我明明是第一站上车的,你怎么说我第三站上车?原来他已经揩了两分钱的油。如果你向他论理,他就堂皇地说:“大家是中国人,不要让利权外溢呀!”他用此法揩油,眼睛不绝地望着车窗外,看有无查票人上来。因为一经查出,一分钱要罚一百分。他们称查票人为“赤佬”。赤佬也是中国人,但是忠于洋商的。他查出一卖票人揩油,立刻记录了他帽子上的号码,回厂去扣他的工资。有一乡亲初次到上海,有一天我陪她乘电车,买五分钱票子,只给两分钱的。正好一个赤佬上车,问这乡亲哪里上车的,她直说出来,卖票人向她眨眼睛。她又说:“你在眨眼睛!”赤佬听见了,就抄了卖票人帽上的号码。

那时候上海没有三轮车,只有黄包车。黄包车只能坐一人,由车夫拉着步行,和从前的抬轿相似。黄包车有“大英照会”和“小照会”两种。小照会的只能在中国地界行走,不得进租界。大英照会的则可在全上海自由通行。这种工人实在是最苦的。因为略犯交通规则,就要吃路警殴打。英租界的路警都是印度人,红布包头,人都喊他们“红头阿三”。法租界的都是安南人,头戴笠子。这些都是黄包车夫的对头,常常给黄包车夫吃“外国火腿”和“五枝雪茄烟”,就是踢一脚,一个耳光。外国人喝醉了酒开汽车,横冲直撞,不顾一切。最吃苦的是黄包车夫。因为他负担重,不易趋避,往往被汽车撞倒。我曾亲眼看见过外国人汽车撞杀黄包车夫,从此不敢在租界上坐黄包车。

旧上海社会生活之险恶,是到处闻名的。我没有到过上海之前,就听人说:上海“打呵欠割舌头”。就是说,你张开嘴巴来打个呵欠,舌头就被人割去。这是极言社会上坏人之多,非万分提高警惕不可。我曾经听人说:有一人在马路上走,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跌了一交,没人照管,哇哇地哭。此人良心很好,连忙扶他起来,替他揩眼泪,问他家在哪里,想送他回去。忽然一个女人走来,搂住孩子,在他手上一摸,说:“你的金百锁哪里去了!”就拉住那人,咬定是他偷的,定要他赔偿。……是否真有此事,不得而知。总之,人心之险恶可想而知。

扒手是上海的名产。电车中,马路上,到处可以看到“谨防扒手”的标语。住在乡下的人大意惯了,初到上海,往往被扒。我也有一次几乎被扒:我带了两个孩子,在霞飞路阿尔培路口(即今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)等电车,先向烟纸店兑一块钱,钱包里有一叠钞票露了白。电车到了,我把两个孩子先推上车,自己跟着上去,忽觉一只手伸入了我的衣袋里。我用手臂夹住这只手,那人就被我拖上车子。我连忙向车子里面走,坐了下来,不敢回头去看。电车一到站,此人立刻下车,我偷眼一看,但见其人满脸横肉,迅速地挤入人丛中,不见了。我这种对付办法,是老上海的人教我的:你碰到扒手,但求避免损失,切不可注意看他。否则,他以为你要捉他,定要请你“吃生活”,即跟住你,把你打一顿,或请你吃一刀。

我住在上海多年,只受过这一次虚惊,不曾损失。有一次,和一朋友坐黄包车在南京路上走,忽然弄堂里走出一个人来,把这朋友的铜盆帽抢走。这朋友喊停车捉贼,那贼早已不知去向了。这顶帽子是新买的,值好几块钱呢。又有一次,冬天,一个朋友从乡下出来,寄住在我们学校里。有一天晚上,他看戏回来,身上的皮袍子和丝绵袄都没有了,冻得要死。这叫做“剥猪猡”。那抢帽子叫做“抛顶宫”。

妓女是上海的又一名产。我不曾嫖过妓女,详情全然不知,但听说妓女有“长三”、“幺二”、“野鸡”等类。长三是高等的,野鸡是下等的。她们都集中在四马路一带。门口挂着玻璃灯,上面写着“林黛玉”、“薛宝钗”等字。野鸡则由鸨母伴着,到马路上来拉客。

四马路西藏路一带,傍晚时光,野鸡成群而出,站在马路旁边,物色行人。她们拉住了一个客人,拉进门去,定要他住宿;如果客人不肯住,只要摸出一块钱来送她,她就放你。这叫做“两脚进门,一块出袋”。

我想见识见识,有一天傍晚约了三四个朋友,成群结队,走到西藏路口,但见那些野鸡,油头粉面,奇装异服,向人撒娇卖俏,竟是一群魑魅魍魉,教人害怕。然而竟有那些逐臭之夫,愿意被拉进去度夜。这叫做“打野鸡”。有一次,我在四马路上走,耳边听见轻轻的声音:“阿拉姑娘自家身体,自家房子……”回头一看,是一个男子。我快步逃避,他也不追赶。据说这种男子叫做“王八”,是替妓女服务的,但不知是哪一种妓女。总之,四马路是妓女的世界。洁身自好的人,最好不要去。但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,倒是安全的。

她们都有老鸨伴着,走上楼来,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,白她一眼,表示醋意;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,就去奉陪,同他说长道短,目的是拉生意。

上海的游戏场,又是一种乌烟瘴气的地方。当时上海有四个游戏场,大的两个:大世界、新世界;小的两个:花世界、小世界。大世界最为着名。出两角钱买一张门票,就可从正午玩到夜半。一进门就是“哈哈镜”,许多凹凸不平的镜子,照见人的身体,有时长得象丝瓜,有时扁得象螃蟹,有时头脚颠倒,有时左右分裂……没有一人不哈哈大笑。里面花样繁多:有京剧场、越剧场、沪剧场、评弹场……有放电影,变戏法,转大轮盘,坐飞船,摸彩,猜谜,还有各种饮食店,还有屋顶花园。总之,应有尽有。乡下出来的人,把游戏场看作桃源仙境。我曾经进去玩过几次,但是后来不敢再去了。为的是怕热手巾。这里面到处有拴着白围裙的人,手里托着一个大盘子,盘子里盛着许多绞紧的热手巾,逢人送一个,硬要他揩,揩过之后,收他一个铜板。有的人拿了这热手巾,先擤一下鼻涕,然后揩面孔,揩项颈,揩上身,然后挖开裤带来揩腰部,恨不得连屁股也揩到。他尽量地利用了这一个铜板。那人收回揩过的手巾,丢在一只桶里,用热水一冲,再绞起来,盛在盘子里,再去到处分送,换取铜板。

这些热手巾里含有众人的鼻涕、眼污、唾沫和汗水,仿佛复合维生素。我努力避免热手巾,然而不行。因为到处都有,走廊里也有,屋顶花园里也有。不得已时,我就送他一个铜板,快步逃开。这热手巾使我不敢再进游戏场去。我由此联想到西湖上庄子里的茶盘:坐西湖船游玩,船家一定引导你去玩庄子。刘庄、宋庄、高庄、蒋庄、唐庄,里面楼台亭阁,各尽其美。然而你一进庄子,就有人拿茶盘来要你请坐喝茶。茶钱起码两角。如果你坐下来喝,他又端出糕果盘来,请用点心。如果你吃了他一粒花生米,就起码得送他四角。每个庄子如此,游客实在吃不消。如果每处吃茶,这茶钱要比船钱贵得多。于是只得看见茶盘就逃。

然而那人在后面喊:“客人,茶泡好了!”你逃得快,他就在后面骂人。真是大杀风景!所以我们游惯西湖的人,都怕进庄子去。最好是在白堤、苏堤上的长椅子上闲坐,看看湖光山色,或者到平湖秋月等处吃碗茶,倒很太平安乐。

且说上海的游戏场中,扒手和拐骗别开生面,与众不同。

有一个冬天晚上,我偶然陪朋友到大世界游览,曾亲眼看到一幕。有一个场子里变戏法,许多人打着圈子观看。戏法变完,大家走散的时候,有一个人惊喊起来,原来他的花缎面子灰鼠皮袍子,后面已被剪去一大块。此人身躯高大,袍子又长又宽,被剪去的一块足有二三尺见方,花缎和毛皮都很值钱。这个人屁股头空荡荡地走出游戏场去,后面一片笑声送他。这景象至今还能出现在我眼前。

我的母亲从乡下来。有一天我陪她到游戏场去玩。看见有一个摸彩的摊子,前面有一长凳,我们就在凳上坐着休息一下。看见有一个人走来摸彩,出一角钱,向筒子里摸出一张牌子来:“热水瓶一个。”此人就捧着一个崭新的热水瓶,笑嘻嘻地走了。随后又有一个人来,也出一角钱,摸得一只搪瓷面盆,也笑嘻嘻地走了。我母亲看得眼热,也去摸彩。第一摸,一粒糖;第二摸,一块饼干;第三摸,又是一粒糖。三角钱换得了两粒糖和一块饼干,我们就走了。后来,我们兜了一个圈子,又从这摊子面前走过。我看见刚才摸得热水瓶和面盆的那两个人,坐在里面谈笑呢。

当年的上海,外国人称之为“冒险家的乐园”,其内容可想而知。以上我所记述,真不过是皮毛的皮毛而已。我又想起了一个巧妙的骗局,用以结束我这篇记事吧:三马路广西路附近,有两家专卖梨膏的店,贴邻而居,店名都叫做“天晓得”。里面各挂着一轴大画,画着一只大乌龟。这两爿店是兄弟两人所开。他们的父亲发明梨膏,说是化痰止咳的良药,销售甚广,获利颇丰。父亲死后,兄弟两人争夺这爿老店,都说父亲的秘方是传授给我的。争执不休,向上海县告状。官不能断。兄弟二人就到城隍庙发誓:“谁说谎谁是乌龟!是真是假天晓得!”于是各人各开一爿店,店名“天晓得”,里面各挂一幅乌龟[zhiyangi.com]。上海各报都登载此事,闹得远近闻名。全国各埠都来批发这梨膏。

外路人到上海,一定要买两瓶梨膏回去。兄弟二人的生意兴旺,财源茂盛,都变成富翁了。这兄弟二人打官司,跪城隍庙,表面看来是仇敌,但实际上非常和睦。他们巧妙地想出这骗局来,推销他们的商品,果然大家发财。

1972年

二、《怀李舒同先生》

他出身于富裕之家,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。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。他父亲生他时,年已七十二岁。他坠地后就遭父丧,又逢家庭之变,青年时就陪着他的生母南迁上海。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,他是一个翩翩公子。当时上海文坛有着名的沪学会,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,名字屡列第一。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,而交游日广,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。后来他母亲死了,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,作一首《金缕曲》,词曰:“披发佯狂走。莽中原,暮鸦啼彻,几株衰柳。破碎河山谁收拾?零落西风依旧。便惹得离人消瘦。行矣临流重太息,说相思,刻骨双红豆。愁黯黯,浓于酒。漾情不断淞波溜。恨年年絮飘萍泊,遮难回首。二十文章惊海内,毕竟空谈何有!听匣底苍龙狂吼。长夜凄风眠不得,度群生哪惜心肝剖。是祖国,忍孤负?”读这首词,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,爱国热情炽盛。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,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:丝绒碗帽,正中缀一方白玉,曲襟背心,花缎袍子,后面挂着胖辫子,底下缎带扎脚管,双梁厚底鞋子,头抬得很高,英俊之气,流露于眉目间。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。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:凡事认真。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,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。

后来他到日本,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,就渴慕西洋文明。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,改做一个留学生。他入东京美术学校,同时又入音乐学校。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,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。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;到了日本,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。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他对我说:这书我从前细读过,有许多笔记在上面,虽然不全,也是纪念物。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,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,绘画、音乐、文学、戏剧都研究。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,纠集留学同志,并演当时西洋着名的悲剧《茶花女》(小仲马着)。他自己把腰束小,扮作茶花女,粉墨登场。这照片,他出家时也送给我,一向归我保藏;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。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:卷发,白的上衣,白的长裙拖着地面,腰身小到一把,两手举起托着后头,头向右歪侧,眉峰紧蹙,眼波斜睇,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。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,不可胜记。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,李先生就脱身而出,由另一班人去办,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。由此可以想见,李先生在日本时,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。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:高帽子、硬领、硬袖、燕尾服、史的克、尖头皮鞋,加之长身、高鼻,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,竟活像一个西洋人。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:凡事认真。学一样,像一样。要做留学生,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。

他回国后,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。不久,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、音乐。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,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,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,半个月住杭州。两校都请助教,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。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。这时候,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。这一变,变得真彻底:漂亮的洋装不穿了,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、黑布马褂、布底鞋子。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。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,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。虽然布衣,却很合身,常常整洁。他穿布衣,全无穷相,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。你可想见,他是扮过茶花女的,身材生得非常窈窕。穿了布衣,仍是一个美男子。淡妆浓抹总相宜,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,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,也很适用。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,大都好奇立异,非艺术的。李先生的服装,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。他一时代的服装,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。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,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。布衣布鞋的李先生,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、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,判若三人。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:认真。

我二年级时,图画归李先生教。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。同学一向描惯临画,起初无从着手。四十余人中,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。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。画毕把范画贴在黑板上。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。只有我和少数同学,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。我对于写生,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。我到此时,恍然大悟: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。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,何必临摹他人,依样画葫芦呢?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。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。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,又教日本文,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,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。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,后来忽然信了道教,案头常常放着道藏。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,谈不到宗教。李先生除绘事外,并不对我谈道。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,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。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。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、河合新藏、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,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,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,叫我陪伴他们(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)。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。有一天,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,我有课事,不能陪去,由校工闻玉陪去。数日之后,我去望他。见他躺在床上,面容消瘦,但精神很好,对我讲话,同平时差不多。

三、《云霓》

这是去年夏天的事。

两个月不下雨。太阳每天晒十五小时。寒暑表中的水银每天爬到百度之上。河底处处向天。池塘成为洼地。野草变作黄色而矗立在灰白色的干土中。大热的苦闷和大旱的恐慌充塞了人间。

室内没有一处地方不热。坐凳子好像坐在铜火炉上。按桌子好像按着了烟囱。洋蜡烛从台上弯下来,弯成磁铁的形状,薄荷锭在桌子上放了一会,旋开来统统溶化而蒸发了。狗子伸着舌头伏在桌子底下喘息,人们各占住了一个门口而不息地挥扇。挥的手腕欲断,汗水还是不绝地流。汗水虽多,饮水却成问题。远处挑来的要四角钱一担,倒在水缸里好像乳汁,近处挑来的也要十个铜板一担,沉淀起来的有小半担是泥。有钱买水的人家,大家省省地用水。洗过面的水留着洗衣服,洗过衣服的水留着洗裤。洗过裤的水再留着浇花。没有钱买水的人家,小脚的母亲和数岁的孩子带了桶到远处去扛。每天愁热愁水,还要愁未来的旱荒。迟耕的地方还没有种田,田土已硬得同石头一般。早耕的地方苗秧已长,但都变成枯草了。尽驱全村的男子踏水。

先由大河踏进小河,再由小河踏进港汊,再由港汊踏进田里。但一日工作十五小时,人们所踏进来的水,不够一日照临十五小时太阳的蒸发。今天来个消息,西南角上的田禾全变黄色了;明天又来个消息,运河岸上的水车增至八百几十部了。人们相见时,最初徒唤奈何:“只管不下雨怎么办呢?”“天公竟把落雨这件事根本忘记了!”但后来得到一个结论,大家一见面就惶恐地相告:“再过十天不雨,大荒年来了!”

此后的十天内,大家不暇愁热,眼巴巴的只望下雨。每天一早醒来,第一件事是问天气。然而天气只管是晴,晴,晴……一直晴了十天。第十天以后还是晴,晴,晴……晴到不计其数。有几个人绝望地说:“即使现在马上下雨,已经来不及了。”然而多数人并不绝望:农人依旧拚命踏水,连黄发垂髫都出来参加。镇上的人依旧天天仰首看天,希望它即刻下雨,或者还有万一的补救。他们所以不绝望者,为的是十余日来东南角上天天挂着几朵云霓,它们忽浮忽沉,忽大忽小,忽明忽暗,忽聚忽散,向人们显示种种欲雨的现象,维持着它们的一线希望,有时它们升起来,大起来, 黑起来, 似乎义勇地向踏水的和看天的人说:“不要失望!我们带雨来了!”于是踏水的人增加了勇气,愈加拼命地踏,看天的人得着了希望,欣欣然有喜色而相与欢呼:“落雨了!落雨了!”年老者摇着双手阻止他们:“喊不得,喊不得,要吓退的啊。”不久那些云霓果然被吓退了,它们在炎阳之下渐渐地下去,少起来,淡起来,散开去,终于隐伏在地平线下,人们空欢喜了一场,依旧回进大热的苦闷和大旱的恐慌中。每天有一场空欢喜,但每天逃不出苦闷和恐怖。原来这些云霓只是挂着给人看看,空空地给人安慰和勉励而已。后来人们都看穿了,任它们五色灿烂地飘游在天空,只管低着头和热与旱奋斗,得过且过地度日子,不再上那些虚空的云霓的当了。

这是去年夏天的事。后来天终于下雨,但已无补于事,大荒年终于出现。农人啖着糠粞,工人闲着工具,商人守着空柜,都在那里等候蚕熟和麦熟,不再回忆过去的旧事了。

我为什么在这里重提旧事呢?因为我在大旱时曾为这云霓描一幅画。从大旱以来所作画中选出民间生活描写的六十幅来,结集为一册书,把这幅《云霓》冠卷首,就名其书为《云霓》。这也不仅是模仿《关睢》,《葛覃》,取首句作篇名而已,因为我觉得现代的民间,始终充塞着大热似的苦闷和大旱似的恐慌,而且也有几朵“云霓”始终挂在我们的眼前,时时用美好的形态来安慰我们,勉励我们,维持我们生活前途的一线希望,与去年夏天的状况无异。就记述这状况,当作该书的代序。

记述即毕,自己起了疑问:我这《云霓》能不空空地给人玩赏么?能满足大旱时代的渴望么?自己知道都不能。因为这里所描的云霓太小了,太少了。似乎这几朵怎能沛然下雨呢?恐怕也只能空空地给人玩赏一下,然后任其消沉到地平线底下去的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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